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工厂，母亲一时半会不能接受，她时常喃喃自语道：“莲花味精最辉煌的时候，曾经年生产味精6万吨，销量亚洲第一，世界第四，怎么如今会沦落到减产裁员的地步呢？”

  上世纪90年代，莲花味精的广告语：“莲花味精味道无可替代”曾一度家喻户晓。

  莲花味精厂，是我母亲一生努力与奋斗的全部，是我的整个童年，是已经消失的地方。

  母亲在河南莲花味精厂工作了二十多年。曾是莲花味精厂“发酵部门”的一名普通发酵工，常年在发酵罐旁站着测试罐里的PH值——味精的制作的过程，既是采用微生物发酵法由粮食（主要是玉米）制成，谷氨酸在发酵罐里发酵需要控制温度、PH值、菌龄及接种量、通风等诸多条件，其中，监测发酵罐里的PH值也是制作的步骤中的重点。

  母亲每天上班的全部内容，就是站在发酵罐旁，用试纸检测PH值，假如慢慢的出现异常，就需要赶紧打开阀门，往发酵罐里素（分批流加）进行调节。

  2010年，味精厂宣布裁员，母亲“接受组织安排”，从厂里提前退休在家，每月领260元生活补助。

  离开工厂，母亲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接受，她时常喃喃自语：“莲花味精最辉煌的时候，曾经年产6万吨，销量亚洲第一，怎么如今会沦落到减产裁员的地步呢？”

  1984年，父母刚结婚时，父亲一个人在西北贩木材，家里大小事务都由母亲一人操持。没多久，父亲做的小本生意就因行情不好赔了一大笔钱，最后只剩下回家的盘缠了。

  父亲坐着火车回了河南老家，家里也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不管母亲如何精打细算，家里也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

  1992年的秋天，父母听邻居家在莲花味精厂做工人的亲戚说，厂人力资源部门要在社会上招工人，计划有上千个招工指标。

  在当时，一个指标要一万多块钱，对于当时的我家而言，这简直是天价。可进了厂，就相当于是有了铁饭碗的“工人”，全家人的生活也就都有了指望。

  后来，母亲回忆道，他们把能借到钱的亲属和朋友全都借了个遍，“嘴皮都磨破了还差5000块。最后还是爷爷奶奶一狠心，把家里养的猪羊全卖了。”这才给母亲买了一个指标。

  单位离家十几公里，母亲每天早早地就赶到车间，学习那些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、更无从接触的“新知识”，很快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。

  当时，莲花味精厂成立已9年，正处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时期，订单如雪花般飞过来。母亲进厂没几年，莲花味精就以年产10万吨味精的实力和规模，成为全世界味精销量排行榜前五名的大厂。

  1994年，莲花味精坐上了“中国第一，世界第二”的位置。也就在那一年，老总李怀清还受邀进了京，作为百名劳模之一参加了国庆观礼，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可谓是风光无限。

  作为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，母亲和工友们也都干劲十足，就算是休息时间也是和工友们谈论工作的事情。

  “咱们本来都是村里的农民，是莲花味精厂给了咱们机会成为一名国有企业的工人。咱们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都靠味精厂养活，只有咱们好好干，把劲都使到工作上，厂子效益慢慢的变好，咱们的日子才会更好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  在我的整个小学期间，母亲总会在我们准备进入梦乡的时候，骑着自行车赶去厂里上夜班。很多次夜班上完回到家，工作服都没脱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工服上散发着臭鸡蛋一样的恶臭，总把我从梦中熏醒。

  早晨在臭味中醒来，把母亲的衣服扯下来拿到屋外，成为我不可磨灭的童年印记。

  1998年8月份，莲花味精厂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发展势头也更为迅速。

  每当逢年过节走亲戚谈起自己的工作，总会高声说：“我在莲花味精厂的发酵车间工作，是管理着几个下属的班长。”

  在当时县城人均收入普遍不高的年代，莲花味精的工人月薪能拿到好几百。除此以外，厂里还有一个职工食堂，每个工人每月发60张食堂饭票，一张饭票可以买好几个大白馒头，一份红烧肉，一个大鸡腿，还有西红柿炒鸡蛋一类的菜。这在当时，算是太过丰盛了。

  每天放学，我都会蹦蹦跳跳地拿着母亲给我的饭票去吃饭，这让我们全班同学都非常羡慕。

  有一年，我跟母亲去姥姥家走亲戚，母亲带了两大箱味精过去，让姥姥高兴得合不拢嘴。“这下好了，这一年的味精就不用买了。”

  那时候春节置办年货，邻居家大多是割十几斤肉，买一只肉鸡，这还只是招待亲戚用的，自己可不舍得吃。以往我家过年还不如这般。

  自从母亲进了味精厂后，我家过年都是割一整只猪后腿，四只大肉鸡，二十多斤牛肉。

  没几年，爸爸和妈妈还花了2000多块钱置办大彩电，这在左邻右舍可是头一家——小伙伴们全都跑到我家里看电视，我坐在中间拿着遥控器选频道，甭提多么骄傲了。

  转眼进入21世纪，市场之间的竞争日渐激烈，味精厂决定采用“小麦替代玉米生产味精”的新技术。

  可这个决策，并没有按当初预想的进度发展。2000年到2003年，莲花味精厂为了这个新技术投入7亿多元，可大型进口成套设备试车时间比原计划延迟了一年，项目运行初期并没能及时解决淀粉利用问题。

  供应链改变，更是引发了积累多年的“三角债”问题——味精厂连续多年欠债玉米供应商几千万的资金，同时银行贷款又产生了大额的利息，货款一时没收回来，接连就引发了积怨多年的“三角债”。大批玉米供应商起诉，企业还债压力剧增。

  当时的母亲作为味精厂的普通底层员工，对公司上层的发展策略和状况一无所知，她依然每天兢兢业业地上班，重复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情——检测发酵罐里的PH值。

  唯一让母亲感到不安的是，工资开始拖欠不发了。有时候，甚至一连几个月都没有薪水。

  种种猜测在车间里蔓延开来。“咱们味精厂到底咋了，我们每天都在生产味精，每天看那些装货的卡车和火车一直忙个不停，怎么会发不出工资呢？”

  “莲花味精走到这一步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管理不完善，监督存在严重的问题。我们的业务员跑到全国各地销售味精，味精一卖完，很多人就卷起巨额现金潜逃，现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了。”开会的时候，车间主任如此解释道。

  母亲所在的车间主任姓谢，是个40岁左右、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睛，留着分头，一笑就露出一口发黄的大牙。

  这个谢主任对待工人很苛刻，最喜欢给工人们讲大道理，几句话翻来覆去讲个不停。

  “我们对门的邻居是咱们厂里的销售员，前一段时间他去外地销售味精，卖完就逃了，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要逮捕他。前天我无意中听到他老婆在和他通话，估计他是想和老婆孩子一起移民海外吧……”

  “这些人真是良心让狗吃了，我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，拿着最少的工资，现在那些蛀虫一贪污潜逃，我们的工资都发不下来了……”

  “我看也不只是那些销售的事。别看咱们主任一脸正气的，我听说，就数他最了。”

  毕竟拖家带口的过日子，底层的工人没有一个不怕裁员的——一旦被裁了，往后的日子可咋办呢？

  可车间主任有事没事就在会上提“裁员”，三两次之后，除了主任自己的亲戚之外，车间形成了一股特殊的风气——每一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给主任送去几百块的礼品，免得别人送了自己没送，被裁掉了。

  我初一那年的一天傍晚，母亲带着我、骑着三轮车去商店买了好多火腿肠、健力宝，还有两瓶高档白酒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共八百多块——几乎是母亲一整个月的工资。

  我馋得要命，央求母亲让我吃一根火腿肠，喝瓶健力宝，母亲一改往日的严肃，一脸无奈地看着说：“傻孩子啊，不是不舍得你吃喝，这是咱们给主任送的东西呀，不然我就要下岗失业了，到时候谁来挣钱养活你？”

  后来，等我们到了车间主任家门口，良久，主任才出来开了门，看到我母亲，故作惊讶地说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，你可是咱们车间的劳模、技术能手啊。赶紧进屋来。”

  我怯生生地跟在妈妈身后，无意中瞥见了主任家的一间小房子，门没关——我的天，满满一屋子，都是高档白酒、火腿肠，还有各种好吃的。

  东西是送了，但“裁员”一说也不过是虚惊一场，母亲和她车间的工友们并没有下岗失业，只是工资依然发不出来。

  有人说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它一直在变化，处于市场浪潮中的人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才可独善其身。

  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网络上开始不断有传言说：“绝对不能多吃味精，味精吃多了非常容易造成癌症。”慢慢地，莲花味精的销量开始下滑，取而代之的是鸡精等一系列其他调味料的兴起。

  当莲花味精的管理层终于醒悟过来、想要转型生产鸡精的时候，已是回天无力。市场不断缩减，工人们的工资长久拖欠，公司的减产裁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。

  那些失业下岗的味精厂老工人聚在一起，领头人举着横幅，高喊着口号在味精厂门口了好几次。县城的领导为维持秩序，还派了很多警察维持秩序。

  最后，厂里只得勉强同意，下岗工人每月定期发放生活补助——男工55岁以上每月400块，女工50岁以上每月260块。

  2010年母亲50岁，正好符合味精厂里的提前退休人员政策。在“组织的安排”下，母亲含泪办了手续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工作了将近20年的发酵车间，开始了每月领取260块补助的生活。

  那一波裁员浪潮后，企业员工还有一万多，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，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和工人的生存问题，省政府又无偿给味精厂提供了低息贷款，以维持企业正常运作经营，工人们的月工资收入1000块出头，仅仅可以维持温饱。

  随着物价的上涨，留在厂里的工人们也渐渐养不活一家老小，工人们风光的日子一去不返。

  下班后，工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骑着三轮车，满县里转着拉活；食堂早就关了门，菜价高涨，工人们一天到头吃肉的次数又变得屈指可数了。

  有一天，妈妈去一位和她一起下岗的同事家做客，同事正在家里算钱。“他就用唾液蘸蘸手，数起来手里的钱，一块，两块……‘99块钱，这个月全家的生活就只有这么多了。’”

  2015年，国家出台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，不再继续支持无法为社会创造效益和价值的“僵尸企业”，河南莲花味精厂正好符合国家出台的政策，省里不再继续为了稳定支持企业的运营。一时间，味精厂的生产和经营陷入困境。

  银行上门逼债，各种原料供应商来讨要货款，最后政府出面协调，味精厂主要的厂房拆除，设备卖掉，地皮卖给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，融来的资金用来偿还债务和工人的下岗安置。

  母亲退休之后，也重新拾起自己的老本行——做回了农民，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，后来慢慢也接受了自己的新角色。

  闲下来的时候，她总会回忆在味精厂发酵车间的青春岁月，可味精厂的厂房已然破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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